西周蟠龙盖兽面纹铜罍

关于这件器皿，其中有个生僻字，罍（léi），酒樽,也可用来盛水。

此器为西周初期蟠龙纹盖罍，盖径12厘米，口径16.5厘米，通盖高44.5厘米。器物面隆起，盖子上铸造有立体蟠龙，前足蹲踞，四周饶三长尾夔龙纹盘绕，器身侈口短颈，圆肩，敛腹，高圈足，肩部及两侧附兽首环耳，上腹饰对变形卷体夔纹，突目，利爪，尖齿，下腹饰兽面纹，近底处及圈足饰夔纹，又附牛首形象鼻，通体以雷纹衬地。

此器造型玲珑，工艺精美，为世所罕见，唯四川省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中出过一件蟠龙盖罍，与此酷似。这件器物出土于辽宁朝阳咯左县北洞村，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龙是中国装饰艺术领域中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题材。中国历代的装饰艺术，包括建筑、舟车、礼乐器具、家具、陶瓷、金属、纺织刺绣、服装、漆器、玉器、玩具、钱币、邮票、商品装潢等多方面，都用到龙纹。早在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的彩陶和玉器中，就出现了龙的形象。到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商代青铜器装饰上，龙纹图案就已经很普遍了。

在商中期龙文的发展有两个特殊现象，一为「夔龙纹」自兽面纹之附属部分独立出来，成为夔龙纹饰；另一现象是「蟠龙纹」开始发展。蟠龙纹于此期可分二型：一为龙首作侧面，身躯顺着头向下卷，在青铜盘中盘卷成一圈，见于殷商中期偏晚；另一为龙首作正面，龙体身躯作顺时针盘卷成一圈或一圈半于青铜盘中，身躯间常夹有小龙，多见于殷商中期偏晚，延续至春秋早、中期。

罍的种类
根据目前的资料考证，罍是从商代晚期出现，流行于西周和春秋。罍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罍出现于商代晚期，而圆形罍在商代和周代初期都有。《诗经》中经常提到罍，在《诗·周南·卷耳》中有这样的记载：“我姑酌彼金罍”。金罍指的就是青铜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姑且斟满那酒罍”。罍的铸造时期，正是周人逐渐摆脱殷商神秘繁缛的美术传统，形成庄重素雅的自身风格的历史阶段。从器型上来看，已由商代的瘦高形渐变为矮粗形，肩部丰满，同时通过加宽沿部和圈足，使全器达到了一个比商罍更加稳定的造型。在纹饰方面，浮雕都比较低，没有商代器物上的那些耸出器表的锐角巨目；器物多处以夔龙、蟠龙和兽面作为装饰，但变形非常厉害，除目纹外其他细节都蜕化了，成为一种装饰意味很强的图案。

罍的相关其他图片

兽面象首纹铜罍 西周

兽面象首纹铜罍 西周

牛纹铜罍 西周

延伸阅读：http://www.sccm.gov.cn/artwork/list.asp?classid=249

班簋（音鬼）

班簋简介
名称：班簋 [英]Gui Food Container Made for Ban
类别：青铜器
年代：西周中期，西周中期(前十世纪中期—前九世纪中期，Gui Food Container Mid 10th century-mid 9th century BC)
文物原属：周穆王时毛班所作
文物现状：
此簋何时何地出土无考，为清宫旧藏，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散出。1972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拣选修复，现藏首都博物馆。
文物介绍
班簋，也称毛伯彝。簋通高27.7厘米，口径26厘米。四耳饰兽首，下垂长珥作为支柱，其后又另有小珥。口沿下饰冏纹，夹有两道弦纹。腹饰阳线构成的兽面纹。低圈足，无纹饰。内底有铭20行，198字。大意为：“某年八月，周王命令毛伯继承虢成公的官位，夹辅王位，并监管繁、蜀、巢 3个方国；又命令毛伯率领军队讨伐东国狷戎，吴伯为左师，吕伯为右师，三年平定了东国……，毛伯将这些事迹告诉了子孙毛班，并告诫班要吸取蛮夷国灭亡的教训。要敬德爱民，不要有一丁点的违背。班因此制造这件簋记录了这段历史，来纪念先祖的荣耀”。故后人称“班簋”，其制作时期距今已3000多年。

班簋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一件蜚声中外的器物。此簋有四个兽首环耳，以内卷象鼻为足将簋身托起，造型奇特罕见。器腹内底的铭文多达一百九十八字，记述了贵族「班」追随「毛公」东征的史实，这一史料与秀丽的文字都具有重要价值。班簋并非燕国器物，它出土于北宋年间，被视为簋中之宝而为历代皇家所珍藏，曾收录于清代宫廷收藏目录《西清古鉴》中，但在清末战乱中失踪。北京的文物工作者于一九七二年在北京有色金属供应站发现了即将进入化铜炉的班簋残片，方使国宝重现世间。其经历坎坷曲折，更显珍贵。

班簋铭文

隹八月初吉，才宗周，甲戌，王令毛白更虢城公服，王立，乍四方亟，秉繁、蜀、巢令，易铃。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驭、呈戈人伐东或■戎。咸，王令吴白曰：“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白曰：“乃师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诞城，卫父身”。三年静东或，亡不成■天畏，否屯陟。

公告氒事于上，唯民亡茁才彝，昧天令，故亡。允才■，隹苟德，亡违。班拜稽首曰：乌乎，不丮皇公，受京宗懿，育文王王姒圣孙，隥于大，广成氒工，文王孙亡弗褱井，亡克竞氒烈。班非敢觅，隹乍卲考爽，益曰大政，子子孙孙，多世永宝。

铭文白话翻译
八月上旬某一天，甲戌这个时辰，在镐京，周王命令毛伯接替了虢城公的职位，率领禁卫军以保卫王室的安全，让毛伯掌管其政事，并监管繁、蜀、巢的有关政务，还赐给了毛伯军事指挥的节符。不久，周王命令毛伯率领邦国的大小首领，制造战车，征召战士以准备攻打东边的蛮夷族。不久，周王命令吴伯说：“率领你的军队作为左师辅助毛叔父”；周王又命令吕伯说：“率领你的军队作为右师辅助毛叔父”；虢城公谴也命令道：“带领你们的本族将士跟随宗长出征，在出城后要注意保护好宗长的安全。”经过三年的征伐，然后安定了东夷，那里的百姓无不敬仰周王朝的神威，不敢再次的发动叛乱。毛公把这些事迹告诉了班如（铭文）上面所述，并告诫说，那些狷戎是因为缺乏德行，违背了天命，所以招致了灭亡。所以要敬德爱民，不要有一丁点的违背。毛班当时就跪地磕头道：呜呼，超凡伟大的太太公啊，被文王封为宗懿内亲诸侯国的国君，养育出了英明神武的文王圣孙，接掌了周王朝执政大臣的职位，建立了征伐东夷的丰功伟绩。文王的子孙们无不感念在心，无不敬佩毛公的威猛。毛班我不敢淹没先人的功勋，于是做了这个宝尊彝来颂扬先祖的辉煌事迹，铭记先祖姬爽曾被周王任命为执政大臣这个荣耀。后世毛氏族子子孙孙，一定要世世代代永远地珍藏。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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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的身份：
【名称】：越王勾践剑
【类别】：青铜
【年代】：春秋
【出土】：1965年湖北省江陵县望山1号墓出土
【文物现状】：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简介：
越王勾践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1965年冬天，在湖北省荆州市附近的望山楚墓群中，出土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专家通过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的解读，证明此剑就是传说中的越王勾践剑。让人惊奇的是，这把青铜宝剑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但剑身丝毫不见锈斑。它千年不锈的原因是什么呢？
近年来，随着越王勾践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各种“复制”或仿制的相继出现，人们普遍相信，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的原因是因为剑身经过硫化处理。本报4月27日的《越王勾践剑因何千年不锈》文章也主要阐述了此种说法。近日，湖北省博物馆、省考古所研究员后德俊撰文认为，该剑出土时并不是绝对没有生锈，只是其锈蚀的程度十分轻微，人们难以看出。其次，出土至今还不足40年，该剑的表面已经不如出土时明亮，说明在目前这样好的保管条件下，锈蚀的进程也是难以绝对阻止的。
后德俊研究员告诉记者，其实，24年前，他就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越王勾践剑不锈之谜》的小文章，刊登在湖北省考古学会主编的学术性刊物《江汉考古》1980年的第一期上。当时，他认为已经将问题基本上说清楚了。但由于《江汉考古》是一本学术性的刊物，加之1980年第一期又是其创刊号，发行量不多，许多人可能没有看过或不了解他的这篇小文章。现在看到许多媒体关于越王勾践剑的报道离事实越来越远，他认为有必要将此事再次澄清。目的是使更多的人了解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从而加深对文物的了解。
越王勾践剑主要成分为铜，出土的墓室曾经长期被地下水浸泡，剑完全隔绝氧气是其不锈的主要原因。
后德俊研究员说，越王勾践剑是采用青铜铸造而成，这已经为现代科学分析所证实。

“千古不锈”之谜
越王勾践剑试锋芒 一下划破20层复印纸

据悉，“湖北楚文化精品展”是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和湖北省省委书记俞正声的共同商榷下推出的，102件(套)展品包括有青铜器、丝织刺绣工艺品和髹漆艺术品等。其中最为瞩目的当属出土于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宝级的文物———“越王勾践剑 ”和“吴王夫差矛”了。
当工作人员首度开箱亮出越王勾践剑时，在场记者无不惊叹连连。一把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的古剑，居然毫无锈蚀，且依然锋利无比，闪烁着炫目的青光，寒气逼人！20多层的复印纸，剑从中间“唰”一声一划全破。怪不得它是我国收藏的第一号名剑，享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
而“吴王夫差矛”完全可与“越王勾践剑”相媲美。矛冶铸精良，保存完好，矛长29.5厘米，器身遍饰菱形几何花纹，锋刃锐利，下部镌有两行8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乍(作)自甬(用)”八字，矛身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
越王勾践剑，属青铜剑，制作极其精美。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 4.6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玻璃，背面镶有绿松石。靠近剑格的地方有两行鸟篆铭文，共8个字———“越王鸠潜（勾践），自乍（作）用剑”。

越王勾践
勾践（约公元前520－前465），大禹后裔。春秋末期越国的君主。越王允常之子。公元前496～前465年在位。吴王阖闾曾于公元前496年被越军所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勾践于次年主动进攻吴。在夫椒山（今江苏吴县西南）与吴兵发生激战，越兵大败。为了保存力量，勾践退兵至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用范蠡的计策，向吴称臣乞和。勾践归国后，卧薪尝胆，时时不忘灭吴雪耻。他任用范蠡、文种等人，改革内政，休养生息。后来勾践利用夫差北上争霸、国内空虚之机，一举攻入吴国并杀死了吴太子。夫差返国后只得言和。勾践不断举兵伐吴。勾践二十四年，吴都被围三年后城破，夫差自杀。吴亡。随后，勾践又乘船进军北方，宋、郑、鲁、卫等国归附，并迁都琅琊（今山东胶南南），与齐、晋诸侯会盟，经周元王正式承

通天神树简介

通天神树全是用青铜铸造，高达384厘米，最上端的部分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4米以上。神树分上、中、下三层，每层有三枝，共九枝，每枝朝不同方向弯成弓形，上面挂满了“果实”。神树上还有一条龙，从树顶上蜿蜒而下，栩栩如生。 通天神树结构复杂的造型、精美独特的工艺，可谓举世无双。 在中国，有许多关于神树的记载，《三国演义》里就记载着一棵著名的神树，它生长在洛阳跃龙祠旁，高十余丈，亭亭如华盖，直冲云霄。有一次，曹操为修建一座宫殿，命人砍伐此树做栋梁，结果下人回报说此树锯不开，也砍不断，曹操大怒，决定亲自去砍，周边百姓上前说此树是神树，不能砍，曹操不听劝谏，执意拔剑砍之，结果“吭当”一声巨响，血溅了曹操一身。曹操惊愕不已，掷剑上马，回到宫内，还大病了一场。这个故事中自然有戏说的成分，但是神树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人关于神树的崇拜不但由来已久，而且世代相传。在中国的福建、台湾等许多地方，都将千年以上的树木称为神木，在台湾还有著名的神木园，共有神木22棵，园内的工作人员还根据每棵树的特点为它们取了非常有趣的名字。这棵神木已有2200多岁了，它长了五个分枝，分别代表着长寿、富贵、健康、善良和快乐，所以被起名为“五福临门”。 在古代，参天大树的形象极富象征意义，人们用这种造型作为图腾，有的刻画于器皿之上，有的则直接做成青铜器。三星堆出土的通天神树就是其中的代表。

通天神树工艺造型
通天神树的主要材料有铜、锡和铅等金属成分，三者所占比例也不同。铜占80%以上，锡仅占有0.8%，中期锡、铅比例分别为5-8%、1-6%，有所增加，晚期则以铅替锡的趋势更明显。妇好墓时代以后的铜器上开始出现铭文，少则几个字，大多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多则三、四十字，内容大抵是因酒作器，还有征伐、祭祀、风俗习惯等内容。通天神树就是一个很典型因风俗习惯而制作的代表。

通天神树含底座、树身、龙三部分。底座圈上三个拱形足如同树根，又似神山。主干上三层树枝，均弯曲下垂，树枝尖端有花朵果实，其上均有立鸟，全树共九只鸟。主干侧有一身似绳索的残龙，头上有长短犄角、圆眼、张口露齿，昂首触地，身上五指龙爪似人手，羽翼似刀，尾部朝天，似从天而降。这株铸造于3000年前的青铜神树，结构合理，多层次组合，很有立体感。通天神树是古蜀人根据“十日传说”制造的一件青铜器，本来有十只金乌鸟立于每个枝头，但是通天神树出土的时候只有九只。因为通天神树出土的时候最顶端断掉了，文物专家大胆推测，第十只金乌神鸟就在神数最顶端。通天神树的造型虽源于神话传说，但最主要的是古蜀人的“图腾文化”。所谓图腾，就是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它们不仅不会伤害自己，而且还能保护自己，并且能获得它们的超人的力量，勇气和技能。人们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它们，一般情况下不得伤害。氏族，家族等社会组织以图腾命名，并以图腾作为标志。所谓图腾文化，就是由图腾关念衍生的种种文化现象，也就是原始时代的人们把图腾当做亲属，祖先或保护神之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图腾的崇敬而创造的各种文化现象。图腾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奇特的文化现象之一，图腾文化的核心是图腾观念，图腾关念激发了原始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逐步滋生了图腾名称、图腾标志、图腾禁忌、图腾外婚、图腾仪式、图腾生育信仰、图腾化身信仰、图腾圣物、图腾圣地、图腾神话、图腾艺术等，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绚丽多彩的图腾文化。通天神树造型艺术正是源于古蜀人这种文化思想。
通天神树的历史溯源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2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通天神树。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在世界所有考古发现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都称得上是一件绝无仅有极其奇妙的器物。

三星堆的二号通天神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曾经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铜树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种神树呢？学者们对照相同的文献，得出的却是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企图在古籍与神话之中寻求答案。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们代表扶桑和若木，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而有些学者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呢可能是剑木或者和剑木有关。

通天神树
通天神树
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到，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通天神树的发掘过程
1986年，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的工人在挖土做砖坯时，突然挖出了一块断裂的玉，后来经过考古专家的发掘，在这里共出土了包括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等造型奇特的国宝1700多件，这就是著名的三星堆遗址。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国宝就是其中的一件青铜器，叫通天神树，那么它又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

1986年，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发现了著名的一号坑和二号坑，在这里出土的这批国宝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举世震惊。12年后，为了将这批文物妥善地保存起来，在遗址的东北角建了一座“三星堆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的落成，不仅向世人展示着三星堆出土的神秘国宝，更讲述着中华古国悠久的古蜀文化。

走进展馆，迎面而来的是一株高大威仪的青铜神树，也叫通天神树，令人叹为观止。

通天神树全是用青铜铸造，高达384厘米，最上端的部分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4米以上。神树分上、中、下三层，每层有三枝，共九枝，每枝朝不同方向弯成弓形，上面挂满了“果实”；神树上还有一条龙，从树顶上蜿蜒而下，栩栩如生。

这棵神树结构复杂的造型、精美独特的工艺，可谓举世无双。

在中国，有许多关于神树的记载，《三国演义》里就记载着一棵著名的神树，它生长在洛阳跃龙祠旁，高十余丈，亭亭如华盖，直冲云霄。有一次，曹操为修建一座宫殿，命人砍伐此树做栋梁，结果下人回报说此树锯不开，也砍不断，曹操大怒，决定亲自去砍，周边百姓上前说此树是神树，不能砍，曹操不听劝谏，执意拔剑砍之，结果“吭当”一声巨响，血溅了曹操一身。曹操惊愕不已，掷剑上马，回到宫内，还大病了一场。

这个故事中自然有戏说的成分，但是神树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人关于神树的崇拜不但由来已久，而且世代相传。在中国的福建、台湾等许多地方，都将千年以上的树木称为神木，在台湾还有著名的神木园，共有神木22棵，园内的工作人员还根据每棵树的特点为它们取了非常有趣的名字。这棵神木已有 2200多岁了，它长了五个分枝，分别代表着长寿、富贵、健康、善良和快乐，所以被起名为“五福临门”；。

在古代，参天大树的形象极富象征意义，人们用这种造型作为图腾，有的刻画于器皿之上，有的则直接做成青铜器。三星堆出土的通天神树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不但气势恢弘，果实累累，而且每个树枝上都栖息着一只鸟，仔细数数一共九只，那么，通天神树上为什么会栖息着九只鸟呢？这还和中国民间流传的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有关。

如何亲临现场参观通天神树？也就是如何去往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成都到三星堆距离不到30公里，交通便利，108国道、成绵高速、宝成铁路均可达到。
一、直达车：1、在成都市新南门汽车站乘坐三星堆直达车，每日8:30和15:00发车（咨询电话：028-5433609）；
2、在成都城北客运中心乘坐至三星堆的直达车次，15分钟滚动发班（咨询电话：028-83175758）。
二、自驾车：108国道（至广汉）、成绵高速（至广汉）。
三、其它车次：成都市区内乘坐1、7、45、63、69、70、71、83、302路公交车至昭觉寺车站（咨询电话028-83504125），换车至广汉仅需要20分钟，广汉至三星堆乘坐6路公交车即可达到。
以上资料随城市发展变化，最好的方法我们可以在baidu地图或者google地图内查找路线及车次，这些网站为们即时更新最新的路线，尽管有些出入，毕竟是最准确的参考。

西周商尊

西周商尊介绍：
这件西周早期商尊通高30.4厘米，口径23.6厘米，重5850克。整体造型为筒状三段式，侈口，腹部微鼓，四壁铸有四道扉棱，整体雄伟稳重。器身采用通体浮雕的装饰手法，口外壁饰八道蕉叶纹龙纹，龙头向下，身尾沿叶边布局，其下饰冠羽分尾小鸟纹，腹部饰展体式外卷角大兽面，圈足则饰曲折角兽面纹。庄严雄奇，华美富丽。
自口至底，在四道扉棱之上，可见明显的范缝痕迹，可知器物在铸造之时，以扉棱为界，由四块壁范与一块底范组成外范，扉棱不甚规整，稍有斜曲，或许是在合范时有轻微错位所致。内底铸铭文五行三十字。该器1976年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陕西省周原博物馆藏。

西周商尊 铭文

商朝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商朝）
商时期 盛酒器
通高58.3厘米
1938年湖南省宁乡县出土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商代方尊的代表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重达34公斤，采用圆雕与浮雕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结合,加上它独一无二的造型，理当进入文物精品之宝库。
四羊方尊出土与收藏
四羊方尊1938年春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的转耳仑山，被当时锄地的姜精舒兄弟挖出，被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以400大洋收购，后他以1万大洋出卖。由于当时许多出土于湖南的文物被倒卖出境，政府正在严厉打击倒卖行为，高价购得四羊方尊的四位商人还没来得及倒手，就被当时的长沙县政府派人去文物的存放地长沙县靖港镇将文物没收并上交，后在湖南银行保管。同年11月12日，长沙发生文夕大火，3000年的古城基本毁灭。四羊方尊在之前随省银行一起迁往沅陵的途中，不幸中弹被炸成十余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中央政府派人追查文物下落并在原省银行的仓库中找到碎片，随后被复原。1956年，湖南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湖南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被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后，此后四羊方尊就一直留在该馆。

2007年4月由于国家博物馆扩建工程的进行，四羊方尊随着其他的文物一起回到湖南省博物馆展出。这也是48年来四羊方尊第一次回到出土地。
四羊方尊形体工艺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四羊方尊的文化背景

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由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其出土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代 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绝大多数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征一致。四羊方尊从造型与铸造特征方面考古学者认为是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但出土 地湖南当时是“荒蛮服地”如何会出土如此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一般认为商文化南界到淮河流域。有些专家推测宁乡一带可能是商朝的一个方国；有人怀疑是后来带 入湖南地域的，但是此类说法均缺乏相关的证据。
“尊”是一种盛酒器。尊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尊”，常与“彝”并称成组的青铜礼器，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 商周时期，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颈，圆腹或方腹、圈足较高。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尊的铸造盛期。以四羊方尊式的方形尊和觚式尊，共同特点是在器表的合范 处多饰有凸起的棱脊，且通身雕满了精密繁缛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雄浑厚重之感。
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类似像四羊方尊这样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大多属于国家文物，市场上不许流通。
德如羔羊——四羊方尊的文化解读
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以羊为造型的器物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制作几近完美，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著名的四羊方尊。四羊方尊被认为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了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 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
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是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其含义有：
1、最早头上戴角、身披兽皮是为了狩猎时诱惑野兽的需要；
2、氏族节庆日，参加舞蹈的人头上戴双角或有角假面；
3、阶级分化后，部落酋长、显贵才戴羊角，有表示权力与尊荣之意；
4、巫师礼神作法戴羊角帽；
5、氏族崇拜的神也有角。
羊在甲骨文中约有四十余种字形，字形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便是突出双角。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新石器时代有陶塑的羊，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山西曲沃北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晋侯夫人墓出土有玉羊、东汉有百戏吉祥画像石、东晋瓷器中有羊首壶。清代喜欢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羊（阳）开泰”。
《易》中称羊者有三卦：〈兑〉为羊、〈夬〉中九四有“牵羊悔亡”、〈归妹〉上六有“士刲羊，无血。”羊在易学家的研究中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夏历正月为泰卦，六十四卦中，“泰”属三阳，“正月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 ”；此外，三阳在易卦中是初九、九二、九三爻，同属“阳”。故历来以“三阳开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征，古有“钟律和则玉羊见”的传说。因羊与阳在古音中同音可通假，加上羊形象可爱，性情柔中有刚，故人们以“羊”作“阳”的代号与具象符号，民间的绘画作品中，也用羊来表现“三阳开泰”、 九羊启泰的主题。
广州著名的五羊传说很美丽，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把五羊与五谷联系在一起，晋裴渊《广州记》“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也许包含了一些今天无法穷究的古老文化密码。
有意思的是，羊在许多文化背景中都充当过特别角色，不同文化中，羊的象征意义有不同也有相似的地方。西方的传统中，山羊角是“太阳”，牛角是“月亮”，太阳说与中国古代“三羊（阳）开泰”演绎的羊与太阳的联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地中海文明中,头胎羔羊（或称为圣约翰的羔羊）,被视为春天胜利的象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各类场合中，小羔羊是祭献的牺牲，尤其是“神的羔羊”包括羔羊的血，有救世、驱邪的象征意义，原始的基督教教义甚至指基督为羔羊，约翰对耶稣就说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就是人们常说的“替罪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对于当年羊尊的所有者来说，不是一件不能说话的器物，而是自己及其家国之希望所系。

司母戊鼎 河南安阳出土

司母戊鼎，又称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国家一级文物。

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上有虎噬人图案，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司母戊鼎发现后被一古董商欲以20万大洋买下；但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该商人便要求村民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耳便锯不断，惟有作罢，并重新埋下避免被其他人发现（该耳亦因为岁月而丢失）。

另有说法，大鼎在出土时只有一只立耳，另一只丢失。挖出鼎的村民为了便于运输，决定用钢锯锯鼎，但最后收效甚微，只锯开一个小口，只得作罢。最后是用回填土的办法，用了3个晚上把大鼎挖出地面[1]。大鼎刚出土恰逢闻讯而来的日本人索要，当地村民为了防止大鼎被日本人抢走，村民将大鼎重新掩埋起来。

1946年司母戊鼎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并精心复制了一只鼎耳补齐。

1948年5月29日，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1949年国民政府离开大陆的时候将大批珍贵的青铜器运往台湾，由于战事紧急，而司母戊鼎太重需要起重机吊装，当时无法找来起重机，只得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

司母戊鼎的合金成分与《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相同。司母戊鼎除立耳是先铸成后嵌入鼎范，鼎身是一次浇铸而成，共用28块陶范。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原大司母戊鼎。

为筹备殷墟申请联合国“世遗”评估行动，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一同展览近四个月。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军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政协委员。